近期，北京和成都分别出台了按病种打包收费的决议，而且两地公布的打包付费实行起始时间都是2011年1月1日。按照首都医药卫生协调委员会上的解释，所谓按病种打包付费，是指对于一种疾病将综合测算所需的诊疗项目并打包付费，在此期间产生的超过付费限额的费用由医院自掏腰包。据最新资料显示，目前北京已经制定出了50种疾病来试点按病种付费，而成都市则将阑尾炎、带状疱疹等9种疾病纳入了首期的打包付费试点。

临床路径奠基打包收费
    
    很多专家认为，按照卫生部的思路，按病种打包付费实际上是前段时间试点的“临床路径”的进一步推进。依照2009年发布的《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卫生部表示拟用两年时间，在全国50家三级医院试点112种常见疾病临床路径。就目前来看，试点的速度明显快于预期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医改课题组专家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，以往按项目付费，由于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收费，在“以药养医”的机制下，无形中使得医生开大处方，作大检查。若临床路径制定得好，可以为按单病种付费提供支撑，在按病种“打包治疗”这一新机制的约束下，大处方、大检查将因此减少。
    据了解，在2009年3月23日，广州市劳动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局曾联合发布过修订后的《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办法》，在其中有关于广州医保对部分病种采取“单病种”结算方式的规定。这也可以看做按病种付费在广东省的小范围试点。
　　但顾昕也指出，推广按病种收费有导致“医疗不足”的危险，即在费用的压力下，医疗机构可能会减少患者必要的治疗内容。他说：“我认为医保部门通过医保谈判制约医疗机构的行为，是降低这种现象发生可能性的有效方法。医保部门应制定非常专业细化的考核指标，医保谈判机制谈什么，就是谈如何在更为经济的前提下，把患者的单个疾病‘搞定’。”
　　但据广州一位医药专家介绍说，按病种收费能否长期实行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。笔者查阅资料后发现，从2004年以来，南京、河南等地都曾试点过“按病种收费”的类似付费制度，多达40多种疾病纳入名单，但结局不是无疾而终，就是名存实亡。究其因，是“打包价”不开收费清单，医保和新农合难以报销。不与医保挂钩，最终难以推行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武汉市一家二甲医院——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早在1996年就曾经推行过按病种收费制度——实行“分娩封顶价”，在1997年就完成了分娩人数2718人，随后在三甲医院林立的武汉市连续10年蝉联“接生状元”。此外，该医院还在1997年对40余种疾病治疗制定了封顶价，每项价格几乎都比三甲大医院收费便宜一半以上。
    我这么做只是想给医院找条活路。”从1984年以来就开始担任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党委书记的王际德介绍说。这位服装商人出身的医院领导者的解释是：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地理位置上来讲，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都没有显著优势，“但我们敢于把治疗费用中的水分挤掉，走平价路线，实行‘薄利多销’，病人一多，医院就活了。”但也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，医疗服务不同于商品销售，这种模式在其他医院的可执行度要存疑。

以契约规范诊疗
　　
    据了解，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、泰国等新兴国家目前也已经相继开始研究、试用和准备建立DRGs（病种分类方案系统），推行按病种收费。
　　DRGs在美国临床试验了20多年，是耶鲁大学详细测算得出的一个平均住院日和费用额度。之后医疗费用的支付方，即保险公司，按照DRGs的标准补偿医院的各类成本。根据一个科学的系数，平均住院日和费用额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。
　　这种体系实施的关键，是在“医院-保险-病人”之间的契约关系上辩证施治。病人找医院，医院找医疗保险公司。超标，医院亏钱；不超标，医院赚钱。节省下来的钱，医院、病人和保险公司3：3：3分账，甚至保险部门不拿。这样不仅保障了病人权利，更有利于医患双方合理使用医疗资源，医保部门也节省了开支。